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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以來中國政府應對聯合國涉藏活動的歷史考察
發布時間: 2019-07-03    作者:郭永虎    來源:國史網 20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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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西藏叛亂發生后,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大會通過多項決議案干涉中國西藏事務。這些決議案對中國的核心利益產生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西方反華勢力和“藏獨”分裂勢力經常援引這些決議來攻擊中國西藏的“人權狀況”,鼓噪西藏所謂“民族自決”,圖謀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及雙邊關系的改善,美國策動聯合國涉藏提案的活動暫時告一段落。進入90年代,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中國西藏事務。21世紀初期,部分非政府組織也企圖利用聯合國策動各種支持“藏獨”分裂勢力的活動。作為回應,中國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抵制和應對措施。從研究現狀來看,目前學界主要關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聯合國策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歷史過程,而較少關注中國政府應對聯合國涉藏活動的舉措及其歷史演變(相關研究參見陳積敏:《中美圍繞聯合國“涉藏”議案的外交斗爭》,《外交評論》2010年第2期;郭永虎:《20世紀中葉聯合國關于“西藏問題”的無效外交嘗試——美國操縱聯合國干涉西藏探析》,《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本文以聯合國文件和中國外交部檔案等資料為依據,對中國政府在不同歷史階段應對聯合國涉藏活動的措施進行初步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政府應對聯合國涉藏決議案的策略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在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同時還積極利用聯合國從事反華活動。其中,操控聯合國大會炮制涉藏決議案就是美國政府干涉中國西藏事務的慣用手段。1950年11月14日,在美國的幕后策劃下,薩爾瓦多駐美大使卡斯特羅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要求聯合國大會設立委員會研究可以對中國人民解放西藏的行動采取“適當措施”。[1]該提案由于蘇聯、英國、印度等國的反對而未被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中國平息西藏叛亂后,美國出于強烈的反華動機,先后于1959年10月、1961年12月和1965年12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三個涉藏決議案(分別為第1353號、第1723號和第2079號決議案)。由于聯合國大會決議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力,上述三個涉藏決議案,不僅在國際社會產生了消極影響,而且助長了達賴集團策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氣焰。為了回應上述反華活動,中國政府在尚未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不利條件下,通過外交和媒體輿論等渠道予以積極應對,有效抵制了聯合國涉藏決議案帶來的負面影響。

  1959年10月,第14屆聯合國大會召開,在美國的策動下,馬來亞和愛爾蘭代表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要求把“西藏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日程。10月21日,聯合國大會對這兩個提案國的草案進行表決,結果大會以45票贊成、9票反對、26票棄權,通過了所謂“西藏問題”的第1353號決議,呼吁“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權及其特有之文化與宗教生活”[2]。第1353號決議出臺后,中國外交部首先對投票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分析,從投票陣營來看可謂涇渭分明:投贊成票的主要是美國的盟友,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意大利、日本、荷蘭、新西蘭、菲律賓、瑞典等代表團;投反對票的是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9個代表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白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烏克蘭和蘇聯(在討論創建聯合國時,蘇聯提議其加盟共和國全部加入聯合國,遭到英美等國家的反對,經過博弈,最終同意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作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并在聯合國大會享有投票權。);投棄權票的有法國、英國等美國的傳統盟友。由此可見,資本主義陣營也并非鐵板一塊。因此,中國外交部采取了區別對待的策略:對投贊成票的進行抗議和批評;對投反對票的表示感謝;對投棄權票的表明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并據其大會發言中的不實之詞予以反駁,不過在分寸上有別于投贊成票的代表團。[3]

  在美國策動此事的同時,中國已準備通過輿論予以回應,并制定了策略:“1.議案未提出之前,可置之不理,但在報道中可采用適當方式揭露美國及愛爾蘭等國的陰謀。2.議案提出并被列入議程時,《人民日報》可予以抨擊,或者領導人在對外談話中提出警告,主要斥責美國利用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在聯大辯論期間,我國輿論可予以有力反駁。3.如聯大通過‘誣我’決議案,應以政府名義進行嚴厲譴責”。[4]事實上,在聯合國大會將涉藏問題列入議程前后,《人民日報》曾先后發表5篇文章予以譴責。當涉藏決議案通過后,《人民日報》又先后發表10篇文章,其中僅10月24日就發表了5篇,還在頭版刊登了中國外交部的相關聲明。為了增強宣傳效果,《人民日報》的文章重點突出兩個主題:一是揭露和批駁美國策動涉藏提案和表決的幕后活動;二是轉載支持中國的境外新聞輿論(詳見下表)。

  1961年9月25日,第16屆聯合國大會再次投票將涉藏問題列入大會議程。中國外交部繼續有針對性地與支持提案的國家進行外交交涉。英國在聯合國大會第一次表決涉藏決議時投了棄權票,而在此次聯合國大會表決時投了贊成票。9月28日,中國外交部官員向英國駐華代辦提出嚴重抗議,指出這是“對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所表示的極不友好的態度”,若英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繼續采取這一立場,勢必會影響兩國關系的改善,并會給今后兩國關系的發展增加障礙。[5]與對待英國的立場稍有區別,中國外交部對兩次在聯合國大會都投贊成票的丹麥予以了口頭抗議(非嚴重抗議,以示區別)。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對由愛爾蘭、馬來亞、泰國、薩爾瓦多聯合提出的決議草案進行表決,結果以56票贊成、11票反對、29票棄權,通過了第1723號決議。12月22日,中國外交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進行抗議:“西藏是中國的領土,有關西藏的一切事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和國際組織,都無權過問”。[6]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對美國的行為進行揭露和批駁:“這項提案是美國指使馬來亞、泰國、愛爾蘭和薩爾瓦多聯合提出的,其中充滿了美國式的誣蔑中國的濫調”,“但是許多國家顯然都對美國的這一反華陰謀不感興趣,追隨美國發言的寥寥無幾,甚至在美國壓力下投票支持這一荒謬提案的國家的代表,也寧愿保持沉默”。[7]

  1965年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第三次通過了由馬來亞、泰國、薩爾瓦多、愛爾蘭四國提出的涉藏提案。與1961年的投票情況相比,1965年相關代表團的立場出現了分化,其中,“投反對票的有二十六個國家,棄權的有二十二個國家,沒有參加投票的有二十六個國家。投贊成票的是美國、英國、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巴西、‘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等四十二個國家和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對此,《人民日報》指出:“美國通訊社在評論這個表決結果時,無法掩飾它們的失望情緒。美聯社說:‘非洲和亞洲的許多不結盟國家投票反對這個提案。一些拉丁美洲和西歐國家以及其余一些亞非國家棄了權……。’合眾國際社也不安地說,許多亞非國家反對這個提案,因為它們‘認為這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共產黨中國內政的干涉’。這家美國通訊社還指出,這個提案雖然以簡單多數通過,但支持美國的票數已經大大減少,因為在一九六一年聯合國大會表決同樣性質的提案時,有五十六票贊成、十一票反對、二十九票棄權”。[8]

  針對上述情況,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交部指示各駐外使館、代辦處根據各代表團的投票情況區別對待:“對投反對票的亞非友好國家(緬甸、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可相機表示感謝;對投棄權票的建交國家(如阿富汗、丹麥、芬蘭、法國等)則區別對象,相機做些工作,揭露美帝陰謀;對投贊成票的錫蘭、英國、荷蘭可適當表示抗議”;“對投反對票的建交國家(蘇、南除外),可按社論精神(即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聯合國的又一個可恥紀錄》)(社論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事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國家、任何國際組織都無權過問。聯合國憲章明文規定,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項。但是,聯合國大會在美國的挾持下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討論所謂‘西藏問題’。這一次聯合國大會就這個問題作出的決議,也象過去的決議一樣,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是對中國人民的惡毒誹謗,是完全非法的、無效的。”),相機(不必專程)表示感謝;對投贊成票的建交國家印、英、荷、挪四國提出抗議;對投反對票的未建交國家埃塞俄比亞請阿聯酋使館相機表示謝意”。[9]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下,通過外交和宣傳途徑應對聯合國大會的涉藏提案。在外交方面,中國政府冷靜觀察,采取了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主要通過外交交涉的方式反對聯合國大會涉藏提案的表決。在宣傳方面,除了利用《人民日報》積極揭露和批駁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涉藏決議案的活動,外交部還責成中國駐外使館收集有關西藏各方面的稿件和圖片,將其匯編成冊后分發,旨在澄清事實真相。中國政府的應對舉措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不僅在國際社會爭取了更多的支持力量,也為日后在聯合國開展活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應對聯合國涉藏活動的主要措施

  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在聯合國的地位發生了重要變化。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了反對西方反華勢力和“藏獨”組織利用聯合國策動“西藏問題”國際化,中國政府積極利用聯合國這個國際平臺闡釋中國的政策和立場,同西方反華勢力和“藏獨”分裂勢力作斗爭。中國在應對聯合國涉藏活動的過程中更加具有主動性,有力地維護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一)挫敗歐美等國炮制的涉藏提案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當作干涉他國內政、實現自己政治意圖的舞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是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下的常設職司委員會,該委員會每年召開全體會議(以下簡稱人權會)。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本是為促進世界人權發展而設立的專門機構,但是西方反華勢力卻將其打造成干涉他國內政的政治平臺。他們不斷在人權會上炮制所謂“中國侵犯人權”的決議,以達到孤立、丑化、遏制中國的目的。其中,所謂“西藏人權狀況”是西方反華勢力在人權會上經常炮制的重要議題。

  1991年8月23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屬的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第43屆會議通過了由荷蘭人特奧·范博文起草的關于“西藏局勢”的第1991/10號決議。該決議對中國進行了毫無依據的指責,稱“有報道反映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威脅到西藏人民獨特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請秘書長向人權委員會轉交中國政府和其他可靠來源提供的資料”。[10]聯合國秘書長按照上述決議于12月16日向中國外交部部長發出一份普通照會,請中國政府在1992年1月10日之前按照決議提交相關資料。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長期以來,某些國際反華勢力支持和縱容少數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從事妄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活動,他們制造謠言,捏造事實,肆意攻擊和污蔑中國政府。所謂‘西藏局勢’的決議是他們蓄謀已久的、旨在分裂中國的陰謀,是在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因而完全是非法的、無效的,也是中國政府絕對不能接受的。”[10](p.6)第1991/10號決議列入第48屆人權會議程,這為部分西方國家策動涉藏決議提供了契機。按照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議事規則,經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應列入次年人權會討論。因此,當第1991/10號決議通過后部分西方國家將干涉中國西藏事務的目標轉移到1992年聯合國人權會上,這是蘇東劇變后聯合國召開的首次人權會議,中國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部分西方國家利用蘇東劇變后形成的對其有利的國際形勢加大了對華實施“人權外交”的攻勢。

  1992年1月27日,聯合國第48屆人權會在日內瓦舉行。會議期間,中國政府制定了“團結大多數,抵制一小撮”的策略。由于發展中國家占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員國的2/3以上,因此,如何爭取和團結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關鍵。一些西方國家原計劃由哥斯達黎加做提案國,如果失敗再由西方國家提案。有鑒于此,中國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和多方工作,最終成功說服哥斯達黎加拒絕充當提案國。在這種情況下,3月2日,美國與歐共體聯合提出了一個名為“中國/西藏局勢”的提案。3月4日,第48屆人權會對“中國/西藏局勢”提案進行表決。中國政府對此予以堅決抵制。中國代表團團長范國祥大使指出:“中國/西藏決議”草案,“本身就是一個旨在分裂中國的決議”,“而歐共體與美國妥協”后提出的“中國/西藏決議”本身也說明,“它把中國領土一部分挑出來,旨在分裂中國”。范國祥的發言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巴基斯坦代表指出:“它將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拿出來進行批評。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及人權會宗旨的,希望人權會對此不要采取行動”。[11]巴基斯坦的動議獲得了多數發展中國家代表的支持,如古巴、敘利亞、伊朗等。隨后,大會主席決定對巴基斯坦的動議進行投票表決。最終,巴基斯坦的動議以27票贊成、15票反對、10票棄權,獲得通過。[11](p.310)中國在聯合國人權會的勝利有著重要意義,意味著中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不僅挫敗了部分西方國家的涉藏提案,而且在此后近10年里中國政府連續在聯合國人權會上9次挫敗部分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的提案,有力地粉碎了其“人權外交”攻勢。

  (二)反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涉藏反華活動

  除了部分西方國家通過聯合國干涉中國西藏事務,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也參與其中,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是為西方反華勢力和達賴集團政治需要服務的,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介入中國西藏事務,企圖將“西藏問題”重新提到聯合國,為其分裂活動爭取政治外援和國際空間。中國政府通過聯合國相關程序規則對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涉藏反華活動進行了堅決抵制。

  2002年1月14~25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非政府組織委員會(以下簡稱非政府組織委員會)在紐約舉行會議,中國代表團指出法國自由基金會——丹尼爾·密特朗基金會“不承認西藏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針對該基金會的反華行為,中國代表團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要求該組織提交一份特別報告,說明其在“西藏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二是“要求第1996/31號決議第57(a)段,其中規定給予某一非政府組織的咨商地位可予以停止或撤銷:‘倘該組織(……)顯然濫用其咨商地位,有計劃地從事違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的一類行為,尤其是對(……)會員國從事不符合這些宗旨和原則的無事實根據或出于政治動機的行為者’”。[12]5月29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委員會收到了法國自由基金會——丹尼爾·密特朗基金會提交的特別報告。中國代表團仔細審查了特別報告后,發表下列意見:“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憲章》(指《聯合國憲章》。)的主要原則,也是關于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問題的理事會第

  1996/31號決議的基本規定。然而,報告完全漠視西藏是中國領土的這一事實,說什么中國‘侵略和占領’西藏。報告公然違反了《憲章》,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公開挑戰和輕蔑。這種做法也嚴重違反了關于在理事會具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的行為的第1996/31號決議第2條所載規定”。因此,中國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議:一是非政府組織委員會主席“應函告該組織,其特別報告已被駁回,并提醒該組織注意遵守《憲章》,嚴格按照理事會第1996/31號決議的規定行事,并要求該組織糾正其關于西藏的錯誤立場。否則,委員會將考慮撤銷或暫時取消其咨商地位”;二是“要求該組織向2002年委員會續會提交一份特別補充報告”;三是“在收到特別補充報告之前,非政府組織委員會應推遲審議該組織的四年期報告”。中國的建議得到了其他代表團的支持,“確認這是一個敏感和嚴肅的問題,其中涉及《憲章》所揭示的關于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的基本原則”,他們“支持中國代表團關于處理這個問題的要求”。[13]

  2002年,有三個異常活躍的“藏獨”組織(即“國際支持西藏運動”、“西藏正義中心”和“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試圖以非政府組織的身份參加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中國政府通過啟動聯合國相關程序取消了這三個“藏獨”組織參加會議的資格,阻止了其在聯合國搞分裂活動的企圖。

  2002年1月,“國際支持西藏運動”準備參加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1月27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信秘書長,闡明了中國立場:“不認可‘國

  際支持西藏運動’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是可持續發展領域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國際會議。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這次首腦會議,并且歷來都積極參與這一首腦會議的籌備進程。中國政府贊賞非政府組織在可持續發展領域中發揮積極作用,歡迎它們參加首腦會議并為此作出貢獻,但是,秘書長關于認可非政府組織和其他主要團體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的說明(E/CN.17/2002/PC.2/16)清單中列有‘國際支持西藏運動’,該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該組織所開展的所有主要活動都是為了實現這一主要目標”。“中國堅決反對認可‘國際支持西藏運動’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及其籌備進程”。“不應當允許‘國際支持西藏運動’以任何名義或任何借口參加聯合國的任何活動”。[14]在中國政府的堅決抵制下,經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表決,該組織的參會資格最終被取消。

  為了抵制“西藏正義中心”參加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2002年3月25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信秘書長:“中國堅決反對認可‘西藏正義中心’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及其籌備過程,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西藏正義中心’是一個與‘國際支持西藏運動’相似的分裂組織,后者提出的認可參與會議申請已被首腦會議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堅決否決”。[15]4月5日,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籌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非政府組織“西藏正義中心”的參會資格申請時,美國代表提出了“關于認可非政府組織‘西藏正義中心’參加的建議”;“中國代表提出不對認可非政府組織‘西藏正義中心’參加一案采取行動的動議”;巴基斯坦和古巴的代表發言支持中國的動議,西班牙和美國等國代表則發言“反對關于不采取行動的動議”。最終經記錄表決,“以107票對45票、16票棄權,通過關于不采取行動的動議”。這樣,“西藏正義中心”的參會資格申請被否決。[16]

  此后不久,“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的參會資格也被取消。2002年5月14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信秘書長:“中國堅決反對認可‘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及其籌備過程,因為‘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是一個與‘國際支持西藏運動’和‘西藏正義中心’性質相同的分裂組織,后兩組織提出的認可參會申請已分別被首腦會議籌備委員會第二屆和第三屆會議堅決否決”。“非常明顯,‘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所有活動的真正目的,包括它要拼命擠進國際會議的真正目的,是想通過歪曲事實和捏造是非,詆毀中國政府,促進反華分裂行為,騙取國際社會的支持”。[17]在5月31日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籌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作為籌委會的委員會”審議了“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要求“獲認可參加籌備進程工作和首腦會議的請求”,美國代表提議核準“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要求獲得認可的請求”;中國代表堅決反對并“提出一項動議”,即對“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關于獲得認可的請求不采取行動,并要求對此進行唱名表決”;巴基斯坦和古巴代表發言支持中國提出的動議。最終,“作為籌委會的委員會進行了唱名表決,以90票贊成、37票反對、10票棄權通過了不采取行動的動議”。[18]這意味著“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的參會資格申請也被取消。

  中國政府在涉藏事務中認真履行聯合國框架下各類國際公約義務

  中國非常重視所加入的各類國際公約義務的履行,包括撰寫和提交各類履約報告,按時接受人權條約機構的審議,不斷改進在人權保護方面的工作,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涉及中國西藏事務。這些工作不僅宣傳了西藏人權事業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時還駁斥了部分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以及達賴集團對中國西藏“人權狀況”的攻擊,為爭奪國際話語權和主動權做出了重要努力。

  作為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締約國,中國政府積極履行締約國義務,定期提交報告。根據該公約第9條第1款的規定,中國應定期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關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執行情況的報告。2000年10月,中國政府“以單一份文件合并提交第八次和第九次定期報告”,報告對1996~1999年中國政府在推動西藏各項事業發展方面的具體工作進行了總結。其中包括:繼續組織中央各部門、社會各界和東部沿海地區以多種形式支援西藏等民族地區的工程建設;加強新疆、西藏、西南和東北邊境地區的鐵路建設;資助西藏自治區36個文化設施項目建設;保障西藏人民享有政治、文化、宗教信仰自由各項權利;等等。[19]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06年3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建立人權理事會的決定,取代人權委員會。)成員國,中國認真履行職責和義務,積極參加人權理事會的歷次會議和各項工作,并認真接受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議。[20]中國政府對聯合國人權中心、人權委員會、特別報告員以及相關工作組轉來的各類涉藏查詢和咨詢,及時做出全面、詳盡的答復和澄清。2001年3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57屆會議期間,一些非政府組織散發了有關中國西藏自治區的文件,并對中國政府進行了毫無根據的指責。為了澄清事實,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常駐代表于3月30日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致信闡明:“西藏自治區人民不僅與全國人民一樣,享有憲法規定的全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而且依法享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各種特有權利”。西藏自治區“民主改革40年來,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及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大力發展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使西藏的整個社會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西藏人民享受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21]2002年2月,針對2001年7月23日一份載有關于西藏自治區“種族歧視”指稱的函件,中國政府在第58屆人權委員會會議期間進行了答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明確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中國政府采取各種政策和措施,努力使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權利在社會生活和政府行為中得到有效落實和保障,形成了各民族平等相待、團結和睦、友好互助的良好社會環境”。“在政治權利方面,國家的法律和制度都充分保證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參與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政治權利,特別是藏族人民自主管理本地區和本民族事務的自治權利”。“作為西藏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充分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治權,積極制定適合本民族地區特點的法規160多項,內容涉及人民生活各個方面”。在就業方面,為了盡快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不僅不存在對藏族人的歧視,反而采取了比其他省份更為優惠的措施。在醫療保健方面,“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全區沒有一所現代醫療衛生機構。幾十年來,國家累計撥款18億多元,使大多數鄉村建立了合作醫療機構”。在教育方面,“政府非常重視發展民族教育,累計投入資金50多億元,建立起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中等專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電視教育等具有西藏地方特色和民族特點的現代教育體系”。“為發展西藏教育事業,國家對藏族學生實行完全免費的教育”。在住房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政府投入的加大,西藏人民的住房水平也有質的飛躍”。“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西藏和藏族人民的進步和發展的事實是無可辯駁的,西藏的問題根本不是‘種族歧視問題’,而是達賴集團的民族分裂主義問題。來函中種種指控完全是顛倒黑白,惡意攻擊,以期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22]

  作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中國政府認真履行締約義務,通過定期提交執行報告展現中國政府為保護西藏自治區兒童權利做出的努力。2003年6月27日,中國政府提交了《兒童權利公約》執行情況的第二次報告。其中關于西藏自治區兒童權利保護的相關內容如下:“與1990年相比,2000年西藏嬰兒死亡率由91.81‰下降到35.3‰,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由126.7‰下降到57.2‰,孕產婦死亡率由715.8/10萬下降到466.3/10萬左右”。“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今,中國政府為發展西藏的教育、保障西藏兒童享有受教育權,已累計投入10億多元,不僅在內地設立了西藏中小學和大學西藏班,而且在西藏建立了4所大學、1000多所中小學,使西藏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由過去的不到2%提高到目前的85.8%”。[23]

  1959年以來,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圍繞涉藏問題與西方反華勢力和“藏獨”分裂勢力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反華勢力和達賴集團利用聯合國策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企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有效抵制了西方反華勢力在聯合國的涉藏反華活動。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盡管未能阻止聯合國大會先后通過三個涉藏決議案,但是中國政府積極通過外交途徑和輿論宣傳抵制決議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聯合國有關規則和程序,挫敗了部分西方國家在聯合國大會的涉藏提案,不僅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爭取了更多的支持力量,還有效地瓦解了其對華“人權外交”攻勢。其次,有效遏制了達賴集團通過聯合國策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企圖,使達賴集團在聯合國策劃分裂活動的空間日漸萎縮,有效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最后,鞏固了中國在聯合國涉藏話語權的主導地位。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經過多年的努力,在與西方反華勢力和西藏分裂勢力爭奪涉藏話語權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國通過聯合國這個平臺,宣傳了國家為改善西藏自治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人權等各項事業取得的進步,澄清了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的歪曲評價,讓國際社會了解所謂“西藏問題”的真相,為消除國外人士的誤解、改善我國在涉藏問題上的國際輿論環境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引文獻]

  [1]《斥美國對西藏的陰謀》,《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2日。

  [2]《一三五三(十四).西藏問題》,文件編號:A/RES/1353(ⅩⅣ),21October,1959,p.1,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140/53/img/NR014053.pdf?OpenElement,2018年1月25日。

  [3]《我國政府關于聯大第十四屆會議通過“西藏問題”非法決議的聲明及處理等》,外交部檔案館:113-00273-02(1)。

  [4]《我對第十四屆聯大擬非法討論“西藏問題”的對策及準備》,外交部檔案館:113-00273-01(1)。

  [5]《就英國政府投票贊成“西藏問題”列入聯大議程向英提出口頭嚴重抗議及我在聯大代表團問題的態度》,外交部檔案館:110-01064-03。

  [6]《就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侵犯我國主權的非法決議 我外交部發表聲明提出強烈抗議》,《人民日報》1961年12月22日。

  [7]《在美國操縱下煽動反華浪潮 聯大通過所謂“西藏問題”提案 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抗議聯大敵視中國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代表透露美國要在西藏使奴隸制復辟的野心》,《人民日報》1961年12月23日。

  [8]《美國印度又在聯大就“西藏問題”演出反華丑劇大多數代表不是反對和棄權就是不參加投票》,《人民日報》1965年12月21日。

  [9]陳積敏:《中美圍繞聯合國“涉藏”議案的外交斗爭》,《外交評論》2010年第2期。

  [10]《人權委員會第四十八屆會議議程項目12:在世界任何地區、特別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獨立國家和領土上人權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問題西藏局勢秘書長按照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第1991/10號決議提交的說明》及附件,文件編號:E/CN.4/1992/37,5February,1992,p.1,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92/103/82/img/G9210382.pdf?OpenElement,2018年1月25日。

  [11]張植榮:《國際關系與西藏問題》,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頁。

  [12]《非政府組織委員會2003年常會審議特別報告》,文件編號:E/C.2/2003/3,31March,2003,pp.5~6,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3/316/89/pdf/N0331689.pdf?OpenElement,2018年1月25日。

  [13]《非政府組織委員會2002年常會報告》,文件編號:E/2002/71(Part Ⅱ),3July,2002,pp.33,34,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 N02/459/90/pdf/N0245990.pdf?OpenElement,2018年1月25日。

  [14]《2002年1月21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給秘書長的信的附件中國立場文件:不認可“國際支持西藏運動”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文件編號:E/CN.17/2002/PC.2/19,27 March, 2002, pp.2~3,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 GEN/N02/241/44/pdf/N0224144.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15]《2002年3月25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給秘書長的信的附件 中國立場文件:不認可“西 藏正義中心”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文件編號:A/CONF.199/PC/12, 1,April, 2002, p.2, 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 N02/304/89/pdf/N0230489.pdf?OpenElement,2018年1月25日。

  [16]《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為作為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籌備委員會的報告》,文件編號:A/ CONF.199/PC/14,p.2, 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 GEN/N02/339/67/pdf/N0233967.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17]《2002 年 5 月 14 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給秘書長的信中國立場文件:不認可“西藏人 權和民主中心”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文件編號:A/CONF.199/PC/19, 15May, 2002, p.2, 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 N02/383/47/pdf/N0238347.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18]《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作為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的籌備委員會第四屆會議議程項目 7:報告草稿》,文件編號:A/CONF.199/PC/L.6,1 June,2002,pp.5~6,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N02/407/33/pdf/N0240733.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19]《締約國按照〈公約〉第九條提交的報告》,文件編號:CERD/C/357/Add.4(PartI),3 April,2001, pp.6~9, 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1/412/22/pdf/G0141222.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20]羅艷華:《聯合國對國際人權保護機制的構建及中國的參與》,《國際政治研究》2015 年第 6 期。

  [21]《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常駐代表2001年3月30日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信》,文件編號:E/CN.4/2001/149, 30 March, 2001, pp.2,3,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1/123/27/pdf/G0112327.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 22 ]《當代各種形式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問題特別報告員莫里 斯·格萊萊·阿漢漢佐先生根據人權委員會第 2001/5 號決議提交的報告》,文件編號:E/ CN.4/2002/24, 13 February, 2002, pp.28~31, 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 un.org/doc/UNDOC/GEN/G02/108/30/pdf/G0210830.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23]《中國關于〈兒童權利公約〉執行情況的第二次報告(1996~2001年)》,文件編號:CRC/C/83/Add.9, 15 July, 2005, p.103,聯合國正式文件系統網,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5/428/16/pdf/G0542816.pdf?OpenElement,2018 年 1 月 25 日。

  [作者簡介]郭永虎,教授,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30012。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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