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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探析
發布時間: 2019-08-14    作者:周云 覃江龍    來源:國史網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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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西柏坡召開,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在領導城市工作時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因此,“最為迫切的則是提高工人覺悟”,使之成為黨開展城市工作可以充分依靠的力量。[1]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后,北京[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稱北京。]被確定為新中國首都,成為新中國的政治中心,這一定位使得對工人的政治教育顯得愈加重要。這不僅關系到黨在北京市工作的成敗,也具有全局性意義。早在1948年11月北平尚未解放之時,毛澤東就指出,“進北平要依靠工人階級”。[2]北平解放初期,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彭真指出:“工人是我們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的主力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他們的組織與覺悟程度如何乃是決定恢復與發展生產及城市其他建設工作成敗的第一個關鍵。黨必須在工人階級中進行系統的組織與教育工作”。[3]此后,中共北京市委(以下簡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總工會(以下簡稱市總工會)“把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做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4]目前,學界對這一工作缺乏專題研究。本文擬對這一工作進行初步考察,探究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內容與成效,以求教于方家。

  一、北京市開展工人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客觀形勢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北平工人的領導和教育已具有一定的基礎,建立了一些工人運動機構,組織工人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斗爭。[5]北平和平解放后,各級黨組織、政府以及工會組織有序建立起來,為工人政治教育打下了組織基礎。但是,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依然面臨著一些困難和不利因素。

  (一)工人思想狀況復雜

  為了解工人的思想狀況,市總工會對自來水公司、電車公司修造廠、四○九汽車廠等工廠的132名工人進行了抽樣調查。選取上述工廠開展調查是因為這些工廠的工人接受過啟蒙政治教育,但工人成分比較復雜,如有加入過國民黨的,有因躲避國民黨抓壯丁而從鄉下逃來的農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調查結果顯示:一是大部分工人的階級意識較為薄弱。關于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完全了解”的約占10%,“片面了解的及有偏向”的約占75%,“糊涂錯誤”的約占15%;關于革命的對象,許多工人“答非所問”,有的甚至認為是“革中國人民的命”。[6]部分工人思想上“存在輕視勞動與雇傭觀念”,認為人生不過是“上工下工”,“養家混飯而已”。[7]

  二是部分工人對新政權性質認識不清。有的工人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好壞,解放不過是換了一個統治者”,有的認為“共產黨在鄉下分地,進城以后一定要分房子”。[6]思想“麻木不仁”的工人也占“很大一部分”,這些工人一般生活負擔較重,“生活是他們唯一疑慮的問題”。[7]三是工人因年齡、性別差異不同程度地表現出與新社會不相適應的落后思想狀態。老年工人因受舊社會的影響很深,不易被教育、動員,其中,老年女工的覺悟程度要比男工低得多,有較重的封建思想,在工廠里多獨來獨往;中年工人因生活負擔重,其覺悟程度與生活水準能否得到提高有很大的關系。[6]四是部分行業工人因工作性質原因帶有一定的行業陋習,思想較為復雜。如浴堂業工人“自由性太大,正如他們自己說的‘我們這一行神人也弄不了’”;布業工人的文化程度都比較高,“有點兒好高騖遠,不虛心”;[8]做苦力的工人因工作不穩定,“很散漫,在社會上混的機會多,沾染很多流氓習氣,文化水準特別低,因此階級覺悟及其他各方面的認識比有組織的技術工人差得很遠”。[6]

  (二)部分資方人員限制工人接受政治教育

  雖然市總工會與各區政府、工商業聯合會合作,深入各街道、各行各業宣講與勞資關系相關的政策,但部分資方人員對工人權利的限制仍較為嚴重,工人接受政治教育問題“一直未能很好的解決”。[9]如有的資方人員“借故解雇工人,打擊工會積極分子,阻撓工人參加政治活動”;[10]有的資方人員在工人即將參加學習時不許其外出;有的等工人學習回來后故意要求工人“端茶倒水,擺凳拿煙,嚇得工人不敢再去”。[8]虐待工人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如1951年,理發、五金、縫紉、印刷等14個行業幾個月時間內就發生了65起資方人員虐待工人、侵犯工人人身自由、阻撓工人參加工會組織等事件(案件),[11]特別嚴重的還“任意打罵”工人。[12]

  (三)一些行業工人分布較為分散,難以集中進行教育

  新中國成立初期,把工人組織起來集中進行政治教育是黨和政府開展城市工作的重要舉措之一。[3]北京市屬于典型的消費城市,產業工人數量較少。據市總工會組織部統計,截至1951年5月,北京市有行業工人99244人;文教職工和工會職工25420人;產業工人100161人,其中私營企業的產業工人17230人。[9]商業、服務業、手工業、建筑業等行業技術水平較落后,大都規模小而分散,從業人員各方面素質參差不齊,[13]很難把十幾個不同行業的工人集中在一起上課、學習。因此,不論在夜校還是補習學校,都存在工人流動性大、缺課嚴重的情況。如1950年6月,北京市第三區的夜校學員來自16個行業,缺課率達41%。[9]這給北京市組織工人開展政治教育帶來了巨大挑戰。

  此外,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還面臨其他一些不利因素。一是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據1949年統計,“全市職工中8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小學程度占6%,初中程度的4%,高中以上的只是鳳毛麟角”。[14]二是部分工人對政治學習不夠積極。如第二區1949年暑期工人政治教育工作中,很多人開始時學習較為認真,但是遇到下雨或單位要開會討論工資等情況時則缺課的人較多。[15]有時因為工人的生產時間與學習時間相沖突,導致工人不能參加學習。如“被服廠制作冬裝時,好幾個月沒有時間學習”;人民印刷廠工人因為生產任務重,“只有3%參加學習”。[16]三是教員數量少、教學水平較低。“各種學習組織當中,教學水平一般還很低”[17],至1953年全市專職政治教員只有46人。[18]四是存在工會組織分工不明確、對工人政治教育不夠重視的現象。“某些工會組織不重視領導政治教育工作,不推動工會組織進行政治教育工作”,[19]“認為職工政治教育是黨委的事,工會可以不管”。[20]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組織工人深入開展政治教育,就要著手應對工人思想狀況復雜、分布分散和部分資方人員限制工人接受政治教育等不利因素,積極探索開展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方式。

  二、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

  在北京市委領導下,市總工會與政府、青年團等互相配合,落實北京市委提出“要抓緊一切機會,教育工人”的要求[7],采取多種方式對工人開展政治教育。

  (一)形成以黨委統一領導、工會主要負責、與政府和青年團配合的工作機制

  在工人政治教育工作開始時,北京市初步形成了以工會為主、黨政工團部門相互配合的局面。公營或較大的私營企業的工人政治教育由各企業的工會宣教部負責,“其中一部分工廠在廠內由黨政工團組織學委會或工人教育委員會,產業委員會通過該委員會的工會干部貫徹決議,指導工作”。小的私營企業工人、手工業店員及搬運工人的政治教育“大部分由區工會辦事處主辦”,個別區(如第十區)“由黨政工團組織學委領導”政治教育工作。[15]

  1951年,為進一步鞏固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市總工會與各級黨政部門共同確立了由黨委統一領導、工會主要負責、與政府和青年團相互配合的工作機制。具體要求是:第一,以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1950年12月20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教育部公布了《各級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全國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會同中華全國總工會,邀集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的代表組成之”。“各大行政區、省、市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由各該級人民政府教育部門會同各該地方工會組織,邀集政府勞動部門、政府企業管理部門及主要產業工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民主婦女聯合會等有關機關、團體的代表組成之”。“市屬區或縣有必要時得組織區或縣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由區或縣人民政府、工會、文化館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的代表組成之”。“在廠、礦、企業內,其職工業余教育工作由各該廠、礦、企業的工會領導。如遇重大問題,可提交工廠管理委員會、勞資協商會議或邀集有關方面舉行聯席會議討論解決之。如有必要在廠礦企業內組織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時,則由工會負責,邀集行政或資方、青年團、技術人員、職工業余教育之干部、教員、學員代表等組成之”。參見梁玥主編:《行政組織法典匯編(1949~1965)》,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頁。]為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領導機構。政治教育中的重大問題由工會和政府共同提出意見,交予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討論并通過。執行機構為工會,政府予以協助。第二,各廠礦企業單位已有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的,政治教育即統一由該委員會領導,否則由黨委統一領導,但均歸工會負責,依靠車間組織貫徹。第三,各區在區黨委領導下,以區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為領導機構。第四,設置專職政治教育干部。參加學習人數在500~1000余人的基層組織和100~500人的單位,應設置專職干部負責政治教育的經常性事務。第五,加強領導與合作。工會和政府組成一個職工教育工作隊,暫定12人。[21]由此,工人政治教育工作成效得以鞏固。如西直門車站原來領導不重視,工人業余學校教學曾停辦了4次,在工會的努力溝通下,工人業余學校受到重視,“成為好的典型”。[22]

  (二)組織工作與政治教育工作相結合

  北京市對工人開展政治教育,“把組織工作與教育工作相結合”,[23]增強了政治教育的可操作性、針對性和實效性,更好地照顧到了工人的需求,解決了很多困難。組織工作與政治教育工作相結合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舉辦脫產的干部訓練班和職工訓練班。此舉是為各企業培養積極分子,使之成為生產與工會工作的骨干。二是舉辦集中的業余學校。一般是面向公營企業或較大的私營企業的非脫產工人,由工會宣教部組織和領導。[20]業余學校可分為大廠礦企業或機關團體一個單位舉辦的、鄰近幾個廠礦企業或機關團體聯合舉辦的、各級學校或文化館附設的幾種類型。[24]三是按地區、行業組織成人夜校。這類夜校面向小型私營企業工人、手工業店員及搬運工人,“大部由區工會辦事處主辦,個別地區由黨政工團組織學委領導”。[15]

  在各工人業余學校和工廠辦學中有班、小組兩種組織形式,主要面向公營企業和較大的私營企業。[15]班的形式有效解決了工人政治覺悟程度和文化水平不一的問題。為了照顧群眾的需求和接受能力,最初的工人業余學校政治教育存在四種編班形式:“黨群分開上課,分開討論”;“黨群混合上課,分開討論”;“黨群不分(少數)”;“職干與工人一起上課,分開討論”。為了進一步解決工人文化程度、政治水平不一的問題,市總工會提出“基本上按大致的文化程度編班”,而“政治水平與要求不同,亦須分班上課”,“群眾中一般行政人員與黨政工團的干部,最好與工人分開”。[21]小組的形式可以解決工人分散、教員不足的問題。首先,小組可以在工廠中建立,大部分工廠按生產單位分組,也有少數工廠按文化程度分組。[15]這樣便于對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進行管理和監督。例如石景山鋼鐵廠“不但一個組和一個班的工人相互了解,班長和組長也容易了解大家的具體要求,動員、督促、檢查很方便”。[15]其次,可采取“以工教工”、“以教就學”的“小先生”制。“小先生多為業校中的學習積極分子”。“小先生與學員生活在一起,能把工人思想、生活情況結合講解”,可以開展“現廠教學,須選擇距業校(即業余學校——筆者注)遠而人數又集中的單位”,這樣工人“偶有缺課,亦能補上”,“又能隨時溫習”。[9]因此,當時行業工人以小組形式為主,工人業余學校形式為輔,產業工人則反之。[17]

  (三)政治教育與政治運動相結合

  北京市在積極動員工人參與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五反”等運動的過程中,注重結合運動開展工人政治教育,形成了有效合力。

  政治教育與鎮壓反革命運動相結合?北平解放初期,市總工會籌委會就派工作組進入工廠“發動工人,保衛工廠,肅清反革命分子,協助接管,恢復生產,教育工人,提高工人覺悟”。[25]1949年4月25日,北平電車存車廠被特務分子縱火破壞,中共北平市委當即要求“在市民中擴大反特務的政治宣傳,并藉以提高公營企業工人之階級覺悟”。可見,鎮壓反革命運動是與對工人尤其是公營企業工人的政治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在鎮壓反革命運動過程中,北京市委提出要充分利用報紙、寫信、控訴、訪問以及工人代表會等各種方式廣泛宣傳,“教育人民特別是工人群眾”,[26]還動員工人保護工廠、參與懲辦反革命分子,提出“把罪大惡極為群眾所痛恨的典型案犯”送到工廠,“由群眾討論如何處理”。[27]

  政治教育與抗美援朝運動相結合?抗美援朝運動開始時,市總工會副主席、北京市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蕭明指出:“工人隊伍在這個運動中應該起積極作用。”[28]北京市開展工人政治教育的動員方式有:一是大力做好抗美援朝運動宣傳工作。在不妨礙生產的情況下,根據具體情況,動員各方面力量通過報紙、雜志、壁報、繪畫、戲劇等各種形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進行宣傳”。二是各方參與組織動員。如市總工會、市婦聯等都積極參與抗美援朝運動的動員宣傳。三是在工人內部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如保衛世界和平簽名大會、控訴會、討論會、座談會等。[28]1951年4~5月,北京市委加大了對工人的宣傳教育力度。首先,結合抗美援朝運動大力普及愛國主義教育,繼續開展生產競賽運動,“基本上消滅了工作上的空白點”。各行業的工人受到教育的達到85%,“家屬集中居住地區的空白點”亦已基本消滅,達到普遍深入開展政治教育的目標。其次,形成廣泛的宣傳網,宣傳工作與生產工作同時進行。以黨的報告員、宣傳員為骨干,普遍建立黨的宣傳網,形成一個廣大的群眾性的抗美援朝宣傳隊伍。當時,10個產業系統就組織了95個工人宣傳隊,共有2000多人。此外,在宣傳中還普遍建立了讀報組,并注重將時事宣傳與生產宣傳相結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7](pp.127~129)

  政治教育與訴苦相結合?在各項運動中,訴苦是“進一步提高工人階級覺悟的主要環節”[29],各級工會組織非常注重采用這一方式教育工人。1951年,首次全國工會文教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制定了開展工人政治教育的計劃和辦法,提出:“在沒有進行過控訴、回憶或過去控訴得不好的廠礦,特別是在中小城市、中小工廠以及有很多店員和手工業工人居住的區域,工會應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地發動工人進行控訴,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使工人群眾分清敵我界線”。[30]訴苦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北京市對工人進行政治教育時,常在工人分組討論時召開訴苦會。如1949年市委第3期干部訓練班在講授社會發展史時,密切結合工人過去的痛苦經歷,在學習討論中,學員“訴到痛處大家落淚,訴到恨處大家氣憤流露了高度的階級同情心”。[7]第5期干部訓練班于4月27日“開始了全校訴苦運動”。[29]鑒于這一方式效果顯著,北京市注重把訴苦與政治教育等工作結合起來。如抗美援朝運動中北京市委對工人開展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時,采取報告會、座談會、漫畫、話劇、回憶和控訴等多種形式,“其中回憶和控訴收效最大,采用的也最普遍”。[27](p.130)

  政治教育與“五反”運動相結合?“五反”運動前,北京市許多私營商店店員及小工廠、小作坊的工人“階級意識模糊”,弄不清“誰養活誰”的問題,有的工人甚至受到資本家打罵也不敢反抗,且大部分人不愿意參加工會和政治活動,參加工會的只占全體工人、店員的40%左右。[31]因此,北京市委決定利用“五反”運動,對工人開展一場廣泛深入的政治教育。除了發動工人檢舉不法資本家外,各區還分別舉辦工人、店員和高級職員的訓練班或學習班,召開代表會、座談會和積極分子會,結合實際斗爭情況開展政治教育、階級教育和工會組織的教育。[31](pp.151~153)

  (四)政治教育與發展生產、文化學習相結合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工人除了要接受系統的政治教育,還需要承擔較重的日常生產任務和開展經常性的文化學習,三者難免產生沖突。如部分工人因生產任務重,沒有時間和精力參加政治學習。在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后,為了對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北京市各廠礦、區業余學校工人的文化課均停課1~3周,導致“工人的文化學習受到影響”。[22]為此,北京市采取措施把工人的政治教育與文化學習、發展生產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各項工作均得以順利開展。

  以發展生產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對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緊緊圍繞生產進行。1950年2月,彭真在北京市黨代表大會上指出,“恢復與發展生產”是北京市的中心任務,“一切要為生產服務”。[32]工會的組織工作也是“在團結組織與教育全體工人,提高工人覺悟,恢復與發展生產的總方針下進行”。[25]如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后,市總工會將工人的生產競賽與簽訂愛國公約密切結合,轉化為愛國主義勞動競賽,更推動了“政治學習和技術學習”的進步。[5](p.393)此外,北京市委要求公營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凡是開展生產競賽的私營企業工人應選派代表參加工廠管理。[33]通過上述舉措,一方面政治教育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生產的發展又提高了北京市工人的政治覺悟。

  以文化學習推動政治教育?北京市在對工人開展政治教育過程中,一直是注重采取文化學習和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方式推進的。1949年,“市總工會宣教部對北京工人的教育方針,是普及,在普及基礎上提高。課程內容:一直以政治為主,文化為輔”。[15]到1950年,北京市工人中已經進行了相應的政治教育,因此開始轉變為以文化教育為主,并以識字教育為重點,但強調不能“離開了政治學習去孤立地進行文化學習和技術學習”,“必須使兩者密切結合起來,同時必須進行系統的政治教育”;[34]要“在不影響文化課程進度的原則下,須注意適當結合。進行經常性的、較有系統的時事政治教育”;[17]“文化教育的內容和教學方法,也必須充分地表達和聯系職工的實際生活和當前的政治斗爭任務”。[24]因此,教員注意將文化教育與政治教育結合起來,取得了顯著效果。如北京市電業局給職工上語文課時,把反封建會道門“一貫道”的意義結合起來講解,有5個工人主動退出了“一貫道”。[22]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對工人的政治教育通過與各項重要工作相互配合,克服了不利因素,形成了有效合力,保證了政治教育廣泛深入地展開。

  三、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根據形勢的發展、工作的需要和工人的思想特點,有針對性地制定了系統明確的政治教育內容,主要包括以唯物史觀為主的階級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國際主義教育以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

  (一)以唯物史觀為主的階級教育

  北京市對工人的階級教育主要是以唯物史觀為中心的理論教育。為了快速開展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北京市先對工人開展啟蒙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貫徹黨的基本政策的教育”,主要內容有黨的城市工作政策、“八項和平條款”、“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毛澤東的《關于時局的聲明》、《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新民主主義論》以及時事等。[15]1949年7~10月,全市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逐步轉為“建立勞動觀點,唯物觀點”,內容統一為“勞動創造世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15]北京市還專門舉辦針對較大公營企業脫產職工的干部訓練班,目的是培養各廠骨干職工和積極分子,其教育內容較為系統、全面。如1950年,北京市委在制定針對脫產職工的干部訓練班的教育方針時,提出教育內容為“以唯物史觀為中心,其中又以‘勞動創造世界’、‘階級斗爭和國家學說’配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政治形勢、國際主義,黨史、黨綱、黨章等主題,以勞動創造世界這一最基本的理論思想教育作為改造思想,確立革命人生觀的武器為主要方針與目的”。[7]同年,北京市生產情況已趨于正常,對已經接受過政治教育的工人則以文化教育為主、政治教育為輔,同時“進行經常性的、較有系統的時事政治教育”。[15]1951年,市總工會文教部制定了系統的政治教育內容以進一步鞏固對工人的政治教育,教材統一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內容以唯物史觀教育為主,“時事政策、工會法”等為輔。[21]同年,北京市開始對公營及部分私營廠礦企業工人開展了大規模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教育,目的是讓工人了解公營企業的性質和工人階級的前途與地位,樹立起主人翁意識,以激發其勞動積極性和遵守勞動紀律的自覺性。

  因生產趨于穩定、經濟得以恢復,北京市工人人數不斷增加,但是部分新工人未經過系統的政治教育,違反勞動紀律的現象較為嚴重。如部分來自私營企業、出身農民或小生產者的工人,“受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較深或者本身就存在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與農民思想”,對工人階級的前途、地位、責任和公營企業性質缺乏應有的認識,沒有樹立起主人翁的意識。如來自農村的工人感覺“汽笛指揮是別扭”,“各種制度是啰嗦”;有的經常到醫務所“泡病假”,卻去逛天橋、游泳。[35]針對這種情況,對工人進行系統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教育就成了基層工會的主要任務之一。[20]1953年5月,北京市公營廠礦企業普遍結合傳達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對工人進行了勞動紀律教育。此后,工人政治教育的重點轉向新工人,要求不論文化高低,條件允許的一律參加政治啟蒙教育,教育內容為“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教育時間3個月至半年,“必要時課本可適當減縮”。[36]到1953年底,北京市公營企業參加學習的人數達65158人。私營企業工人也于1952年6月起開始進行“搞好生產,整頓勞動紀律”教育,有47%的私營企業工人受到了教育。[19]

  (二)國際主義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相結合

  為“消除工人中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北京市還對工人進行了國際主義教育。1949年9月,為迎接11月即將在北京召開的亞澳職工代表會議,市總工會把宣教工作的中心放在廣泛對工人開展國際主義教育上。市總工會籌委會編寫了“工人迫切需要的”教材,如《蘇聯介紹》共印3.8萬份,《亞洲澳洲各主要國家介紹》共印3萬份等。據各工廠、各行業工人夜校、學習班的學員反映,《蘇聯介紹》內容深、名詞多,但關于蘇聯現在社會狀況的材料少,因此,市總工會決定將其改編為通俗簡明的課本。[37]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市總工會文教部繼續對工人開展廣泛的國際主義教育,教育內容為市總工會組織編寫的《天下工人是一家》,內容有“蘇聯介紹”、“西澳各國介紹”、“世界工聯介紹”、“世界兩大陣營”、“世界各國共產黨”等。[15]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北京市深入廣泛地對工人進行了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教育。當時,部分工人存在著崇美、恐美心理。如部分公營企業技術工人認為:“美國是帝國主義,我承認。但是我認為美國的機器就不錯”;[38]部分私營企業工人不關心、不支持中國出兵朝鮮,認為是“別人”的事,還害怕美國有原子彈。[39]為此,彭真指出,抗美援朝教育的主要任務“是要使同胞們認清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反對美帝侵略,消滅一部分市民中所存在的親美、崇美和恐美的思想和心理,普遍加深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和蔑視”。[40]1951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時評指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是全民性的反帝愛國運動,也是中國人民新的思想覺醒運動”,對包括工人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必須繼續進行時事政治宣傳”,“必須把握時局的新的發展,與中國人民利益有關的重大事件,以及政府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重要的反帝愛國措施,及時地提出新的有力的宣傳口號,來動員和教育人民群眾”,“必須根據群眾的切身經驗,并結合群眾的實際利益,來進行宣傳動員工作”,以提高其思想覺悟水平。[41]各工廠的黨團、工會組織結合各大學的宣傳隊對工人進行了時事教育。如人民印刷廠職工把美國侵華史畫成60余幅漫畫,用于抗美援朝運動的宣傳動員;北京大學學生在華北農業機械總廠和一些技術人員進行座談,“承認有些美國機器就是不壞,但是,這些機器是誰制造的呢?不是美國的大老板而是美國的工人。可是美國工人制造了這么多精良的機器后怎樣呢?他們卻遭受著失業、饑餓的痛苦”。許多技術人員在這種討論幫助下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38]

  (三)以過渡時期總路線教育為重點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

  這一時期,北京市對工人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主要是突出與工人相關的政策,并結合國家的形勢和任務開展工作。[39](p.137)這種教育分常年性和臨時性的兩種。常年性政策教育主要包括“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工農聯盟等內容,臨時性政策教育則以結合時政和各項重要工作為主要內容。如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頒布后,市總工會組織工人學習了相關法律;1951年,工會組織工人學習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的相關文件;1953年,北京市開展大規模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教育,同時發動工人學習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相關文件;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市總工會又組織職工討論和學習了憲法。[42]

  過渡時期總路線教育是政策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1953年10月,北京市開始對工人大規模地展開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教育。[43]其主要目的是使工人“比較全面系統地了解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及社會主義工業化,并認清工人階級偉大而光榮的責任”,“明確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意義”、“正確認識工農聯盟的重要意義,工人階級的領導責任和模范作用”。[13]這一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什么是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什么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什么要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怎樣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什么是社會主義改造,為什么要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怎么樣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及社會主義改造和工人階級有什么關系,在實現國家總路線中工人階級的責任”。[44]

  鑒于私營企業的工人大多出身農民,思想有些“狹隘保守”,加之初期的宣傳教育工作“跟不上形勢的要求”,政治教育效果并不明顯。[13]為此,市總工會有準備、有步驟地推進工人政策教育工作,先對大型工廠工人中的“黨團員和組織員以上干部進行教育”,再“逐步對行業工人進行全面的教育”,并進一步制定了相應的講課內容。課程內容主要有:“什么是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講解兩次)”;“為逐步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奮斗”;“為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奮斗(講解兩次)”;“私營企業職工怎樣為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而努力(講解兩次)”。[13]但是,由于“私營企業中公私、勞資、工人和國家關系錯綜復雜,不易辨認”,在“被排擠的行業和生產、營業不正常的廠、店中”,一部分工人對社會主義改造仍有“懷疑、不滿和抵觸情緒”,尚可維持營業的部分廠、店工人也對自己的責任認識模糊,對福利和工資等“斤斤計較”。對此,市總工會把傳達文件精神作為“結合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措施”,除一般時事與政治內容外,不只是傳達上級的指示,還“根據本區、本單位群眾思想情況出題目”,增強了工人的階級意識和參與積極性。[45]

  四、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在城市的重要工作是要組織和教育工人,“使之成為真正的社會領導階級”。在提高工人覺悟的基礎上,發揮其積極性與創造性,從而成為“恢復與發展生產,建設城市,實現城市對鄉村領導的基本保證”[1]。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對工人開展的政治教育工作,其成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有了正確認識和高度認同

  在對中國共產黨性質的認識方面,在政治教育之前,“許多農民出身的人認為黨是農民的黨,極貧困的工人認為是窮人的黨”。經過教育后,工人“對黨的性質有了正確的認識”。如石景山鋼鐵廠工人經過學習后,明確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對于共產主義社會的認識,政治教育之前工人們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勞不勞動都可以”。經過教育后,工人們明確了“共產主義社會是集體勞動,集體享受”,[46]也進一步加深了對黨的熱愛和崇敬之情。如工人王德說:“我是死過幾死的人了……毛主席救了我,我們不要忘掉啊!”,“有了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工人階級已作了國家的主人”。[29]再如1949年市委舉辦的第3期干部訓練班,在學習過程中工人群眾普遍要求入黨,黨員人數占學員人數的比例由開學時的25%增至結束時的62%。[47]工人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的提高,使他們對黨和人民政權有了正確認識與高度認同。

  (二)工人凝聚力不斷增強

  政治教育使工人的覺悟不斷提高,加入工會組織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公營企業方面,1949年4月,全市14個公營企業有9667人參加了學習小組,11個單位開辦了31期訓練班,5891人受到短期培訓。通過培訓工人們的政治覺悟得到進一步提高,各公營企業在4月底相繼成立了工會組織,80%以上工人加入了工會。[48]私營企業方面,經過“五反”運動“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階級覺悟”,“全市私營企業中的工會會員由11萬人增加到143896人,占私營企業職工總數的比例由56%提高到73.3%”。[5](p.387)可見,政治教育是北京市成功地把工人組織動員起來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提高了工人生產積極性,較好地完成了恢復和發展生產的中心任務

  由于政治教育得當,工人的思想覺悟得到提高,他們積極投入生產,大大推動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北京市工人中涌現出許多生產積極分子,如石景山發電廠的劉德珍、門頭溝煤礦采煤工人李書和、石景山鋼鐵廠修理部電焊工李金泉等都在各自的生產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5](p.8)工人們還積極參與企業民主管理,許多先進生產者擔任了工廠管理委員會的委員,有的甚至擔任了廠長。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北京市公營企業“基本建設的投資達8987萬元”,私營企業“到1951年底就已達6369戶,比1949年增長53.4%,年產值2.8億元,比1949年增長3.6倍”。[27](p.2)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在工人中開展政治教育關系密切。

  (四)北京市各項工作均得到了工人的積極支持

  經過政治教育后,工人對參與、支持、配合北京市各項重要工作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如工人積極配合、支持勞資政策。新中國成立初期,部分私營工商業工人因過去多少年來遭受殘酷的封建壓迫,“對于團結資方搞好生產,難免有點抵觸”,但是,“經過工會教育說服也就想通了,有的工人自動降低待遇,有的減低工資,有的采取輪流回家的辦法以減少資方開支,甚至有的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協助資方克服資金周轉的困難,也有的寧愿犧牲自己的職業自請退職而維持資方的營業”。[12]抗美援朝等運動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等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都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與配合。經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后,工人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興奮”,表示“一定要加倍努力,爭取社會主義早日到來”。大多數公營企業工人“熱烈討論怎樣為社會主義勞動更好”,“怎樣爭取社會主義的早日到來”。“私營商店工人普遍歡迎公私合營,感到自己責任重大,應監督資本家好好經營”。[49]這些思想認識轉化成為工人們建設新中國的工作動力,有力地促進了各項工作的開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下,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實效。究其原因,一是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工人的政治教育,并把其作為一項貫穿全局的重要工作。二是得益于對工人內部狀況有深入的了解,正確看待產業工人與行業工人、公營企業工人與私營企業工人的差異性,采取了有針對性和可行性的舉措。三是把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內容、策略與其他各項重要工作結合起來,形成了政治教育與各方面工作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形成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堅持理論教育與工人的實際生產相結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與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相結合;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工人的主體地位和領導地位相結合;注重自上而下部署與發揮工人的自主性相結合;堅持以課堂、書面教育為主與教育形式的多樣化相結合。“鑒古知今,學史明智”[50]。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寶貴經驗對于當前學習貫徹習近平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論述和加強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引文獻]

  [1]《加強對工人的政治教育》,《人民日報》1949年3月31日。

  [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3]彭真:《恢復與發展生產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1949年4月16日)》,《北京檔案史料》2011年第2期。

  [4]《各地黨委、工會開始布置進行工人政治教育》,《人民日報》1951年9月6日。

  [5]《北京志·人民團體卷·工人組織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6]北京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宣教部:《本部關于工人思想調查分析報告及宣教活動統計表》,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267。

  [7]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入城后對工人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50年3月)》,北京市檔案館:001-012-00053。

  [8]北京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宣教部:《北京市第二區暑期工人教育工作總結(1950年)》,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268。

  [9]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行業工人教育工作初步總結(初稿?1950年)》,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334。

  [10]北京市總工會:《專題報告(1951年)》,北京市檔案館:110-001-00135。

  [11]北京市總工會:《關于制止資方虐打工徒事件的宣傳參考資料(1951年)》,北京市檔案館:110-001-00135。

  [12]《本局、市總工會、市法院和各區關于資方虐待學徒的調查材料(1951年)》,北京市檔案館:110-001-00135。

  [13]北京市前門區工會:《關于私營企業宣傳教育工作年度總結及總路線教育、工農聯盟教育、宣傳憲法、推銷公債、貫徹面粉計劃供應、普選工作及職工思想情況調查等專題報告》,北京市檔案館:026-001-00009。

  [14]許家印:《解放初期北京市總工會職工業余教育工作紀事》,《北京市總工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頁。

  [15]北京市總工會宣教部:《本部關于工人教育和通訊工作總結(1949年至1950年2月)》,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268。

  [16]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北京市工人教育概況(1949年11月)》,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268。

  [17]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關于1951年本市職工業余教育的幾個問題(在職工業余教育干部會議上報告內容?1950年12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268。

  [18]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關于提拔工人政治教育專員的意見(1953年)》,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413。

  [19]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一九五三年政治教育工作總結(1953年12月10日)》,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413。

  [20]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市總直屬國營及地方國營廠、礦、企業中職工政治教育工作的幾個主要問題(1953年)》,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413。

  [21]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北京市職工系統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案》,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334。

  [22]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北京市職工業余教育工作總結(1951年3月20日)》,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334。

  [23]北京市總工會宣教部:《北京市工人教育1949年全年總結(1950年1月10日)》,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268。

  [24]《一年來的職工業余教育》,《人民日報》1951年2月21日。

  [25]《蕭明關于北京市總工會籌委會過去一年來的工作總結報告摘要》,《人民日報》1950年2月4日。

  [26]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下卷,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645~646頁。

  [27]北京市檔案館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頁。

  [28]《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京市運動周今天開始?市總工會及市婦聯昨召開動員大會?文聯及各工廠中積極展開宣傳活動》,《人民日報》1950年7月19日。

  [29]《工人熱愛毛主席?記中共北京市委干訓班工人教育的一斑》,《人民日報》1950年5月3日。

  [30]《首次全國工會文教工作會議閉幕?確定一九五一年職工政治教育等工作的計劃和辦法》,《人民日報》1951年5月3日。

  [31]《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2年)》,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頁。

  [32]《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0年)》,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3頁。

  [33]《彭真代表工會委員講話:工會當前中心任務是恢復與發展生產?工人要派代表參加工廠管理》,《人民日報》1950年2月7日。

  [34]《認真進行對工人群眾的系統政治教育》,《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日。

  [35]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對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職工政治教育方針的意見(1953年7月20日)》,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413。

  [36]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關于政治、文化、技術教育的全年總結(1953年)》,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413。

  [37]《京市九月份工會工作——北京市總工會籌委會》,《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3日。

  [38]《京市公私營工廠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是怎樣發動起來的?》,《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0日。

  [39]賀寶玉:《共和國之初北京市私營企業工會研究(1949~195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頁。

  [40]《京市協商委員會召集各區代表?彭真報告時局與任務?指出目前抗美援朝運動主要任務是深入思想教育》,《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8日。

  [41]《必須繼續進行時事政治宣傳》,《人民日報》1951年2月4日。

  [42]陶小康:《北京工人運動四十年》,北京市總工會工人運動研究會編:《北京市總工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頁。

  [43]《北京市大規模宣傳國家總路線?干部職工近廿萬人已聽了報告極為振奮》,《人民日報》1953年11月15日。

  [44]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對國營工礦企業工人進行總路線教育的計劃(1953年12月9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12-00143。

  [45]北京市總工會宣教部:《解放以來北京市工會組織對私營企業職工進行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的意見(1954年12月8日)》,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446。

  [46]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北京市職工政治教育情況(1951年10月31日)》,北京市檔案館:101-001-00334。

  [47]《京市工人教育概況》,《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5日。

  [48]《平總工會、教育局注意政治教育?職工階級覺悟提高?公營企業職工十分之八加入工會》,《人民日報》1949年6月5日。

  [49]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關于過渡時期國家總路線的反應和宣傳工作中的問題(1953年11月20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12-00143。

  [50]《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人民日報》2019年1月4日。

  [作者簡介]周云,歷史學博士,教授,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510641;覃江龍,碩士研究生,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510641。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

  [責任編輯: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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